《我读〈孙子〉：兵以诈立》

不堪一击

我读《孙子》：兵以诈立
作者：李零


　　第一部分

　　自序(1)

　　一
　　西谚云，战争是死亡的筵席（War is death feast）。
　　还有什么动物，比人更残忍，饥餐渴饮，自相残杀，
　　至今想不出办法，可以制止它。
　　以暴易暴，怨怨相报何时了？
　　可是，我们还要活下去——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。
　　兵法是生存哲学，我这么想。
　　葛兆光说，李零有兵法，时常拿我打镲。
　　他请我到清华演讲，特意向学生这么讲。
　　司马迁说，孙膑、吴起不会保护自己，
　　就像商鞅和韩非，作法自毙，下场很惨。
　　中国，玩兵法于生活者太多，我是虽讲而不会用。
　　《孙子》是一部兵书。
　　但《孙子》不仅是一部兵书，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。
　　智慧是个中性词汇，可以做各种解释，
　　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。
　　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，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，那就错了。
　　有人说，华人最滑。
　　其实，聪明过头，就是傻。
　　谭嗣同说，“众生绝顶聪明处，只在虚无飘渺间”（七律《题江标修书图》）。
　　最近，“尊孔读经”又成热门话题。
　　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。
　　我的看法，中国的经典，不是没人读（五四以来，一直有人读），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，读法和以前不一样，用不着哭天抹泪，说不读经典，就天塌地陷、亡国灭种，更不必瞎扯，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，看在孔子的面上。
　　五四以来，孔子走下圣坛，重归诸子，提高了诸子的地位，五经也各得其所。
　　这是好事。
　　如《诗经》，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，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；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，也放在历史专业，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；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则放在哲学专业，和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搁在一块儿讲。三礼，王文锦先生讲课，是在我们的考古系。
　　经典，当一般古书读，本来就五味杂陈，是个大杂烩。近代，大卸八块，解构重组，这很正常。不是不读，而是换个方法读。
　　另外，打利玛窦来中国，400多年了，咱们的书，不光中国人读，外国人也读，比如国外的书店，汉籍之中，译本最多，要数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和《孙子》。《论语》是咱们的看家宝，翻译最早，但广大外国老百姓，读者寥寥，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。
　　道理何在，值得思考。
　　近代，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，一直有人讲：
　　西洋科技好，中国道德高。
　　中国的道德，哪点比人高？
　　现在的道德，更是糟之又糟。
　　贪官豪夺，奸商巧取，
　　老百姓也无心学好（光靠勤劳，只能当“杨白劳”），
　　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。
　　当年，西方初遇中国，他们对我们的看法，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。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，第一是《论语》，第二是《周易》，第三是《老子》。三段论，排在前头的，最低级；排在后面的，反而高级。他最看不上《论语》，说这本书，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，读过原书，只有一个印象，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，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，就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《哲学史讲演录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56年，第一卷，119—120页……
　　西化后的中国，我们有了“哲学”概念，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。
　　1930—1934年，冯友兰写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一上来，先讲取材标准，什么是哲学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上册，25—27页……日人高濑武次《**哲学史》为兵书作提要，特别推重《孙子》，冯先生以为大谬。他说，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，本书不能收，书中没有《孙子》。1962年，他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才把《孙子》收进来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62年，197—201页……
　　兵法里面有哲学吗？
　　北魏，魏太祖不懂中国书，他问李先：“天下何书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”李先说：“唯有经书。三皇五帝治化之典，可以补王者神智。”（《魏书·李先传》）。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。
　　然而，1984年，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，叫《孙老韩合说》李泽厚《孙老韩合说》，收入所著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77—105页……他说，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，“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，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”，中国思想，从《孙子》的军事辩证法发展为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，从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发展为《韩非子》的帝王术，最后到《韩非子》，才“益人神智”，一字一句，“多么犀利、冷静和‘清醒’，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”。汉以来的儒家，外面是儒术，里面是这类东西，《易传》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，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。
　　在他看来，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。近来，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何炳棣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：〈老子〉辩证思维源于〈孙子兵法〉的论证》，收入所著《有关〈孙子〉、〈老子〉的三篇考证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2年，1—35页。，也强调了《孙子》的重要性。
　　李先生说，《老子》受《孙子》影响，《易传》受《老子》影响，只是假说，未必被普遍接受，也很难被证明，但在以往的研究中，这是最高屋建瓴、洞察隐微，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，难怪屡被引用。
　　今天，读经典，有两本书不能没有，一本是《孙子》，上面说了，最有智慧，百代谈兵之祖；一本是《老子》，教我们放下“人”的架子，别跟人逞能，要谈宇宙人生，老子天下第一。
　　这两本书很短，都在五六千字左右，连读带讲，一学期，正好。还有一本，也很短，是儒经中的《周易》，但《易经》本身，离开《易传》，也就没意思，加上《易传》，字数也不少。数术无经典，《易传》很重要，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，它是必读书。《论语》，我也很重视，没有理由不重视，但不是学哲学，也不是学道德（我有《论语》讲义，另外讨论）。这书的篇幅大了点。上面三本书，《孙子》、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，全都加起来，才顶得上一部《论语》。其他子书，多是皇皇巨著，不选没法讲。
　　《孙子》不是经典，什么是经典？
　　二
　　说起讲授《孙子》，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，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。
　　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，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，就是讲《孙子》。北大，我是外来户。古文献，我是外行（原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）。人太嫩，名太小，地位一点没有。
　　1986年，备课一年，我开始试讲，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，人很少，大概只有十人左右。当时，出于对北大的敬畏，我想学术一点。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，讲《孙子》中的疑难点，但效果不理想。
　　第二堂课，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。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，叫韩振宇，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。他来，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。韩说，同学们反映，您的课太深，听不懂，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，委托我跟您讲一声，我们都很忙，以后就不来了。
　　这是我头一回上课，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
　　我能说什么呢？人家不爱听，总不能拉着别人听。
　　走就走吧。
　　还有一个学生，叫魏立德（Francois Wildt），岁数跟我差不多，法国来的，留在教室里，不肯走。他说，老师，他们不听，我想听。我说，就俩人，还占这么大个教室，太没意思了。你要听，就到家里来吧。
　　那阵儿，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。没房，学校不分，我也不要。除了上课，不去学校。现在正好，彻底不去了。每次上课，魏立德都很守时，总是提前一点到，不到正点不上楼。我从窗子往外瞧，他在树下抽烟。
　　后来，他成了专家，真正的专家。他翻译过《三十六计》，在法国卖得很好。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，他最懂法国理论，也最通中国兵法。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章，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（参看本书第七讲）。
　　1989年以前，学生经常不听课，在宿舍睡大觉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课堂里稀稀拉拉。他们还喝酒，我带的那个班，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。后来，发生了“柴庆丰事件”，学校规定，酒不能喝了。但毕业是例外。为了庆祝，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。我记得，有一个班，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，碰杯时，总是说，谢谢您教我们兵法。我头有点重，但不及于乱，回家还能骑自行车，天不旋，地不转。
　　我觉得，他们只是客气。
　　这是往事，走麦城的事。
　　卖个破绽给你听。
　　凡是上我的课，我的态度一贯是，爱听就听，不爱听就不听，人来人去两由之。
　　有个学期，我做过试验，把《孙子》课扩讲，不光讲《孙子》，还讲其他兵书，学生不多。
　　那学期，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，一个是美国人，叫郭锦（Laura A.Skosey）；一个是加拿大人，叫江忆恩（Alastair I.Johnson）。郭锦曾带安乐哲（Roger Ames）教授到我家谈话，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《孙子兵法》的讨论稿。后来，他做了一个新的《孙子兵法》译本，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。在申谢中，他说他曾受益于我。江忆恩，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，我在美国，跟他通过电话。1995年，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。他说，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，中国传统，重视战略防御，崇尚有限战争，低估“纯暴力”，其实，它还有另一面。我的印象是，中国传统，确实不够凶蛮，但也不是“和平鸽”。
　　再往后，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（Robin McNeal）也听我的课，他在美国也讲兵书。
　　中国学生，我只辅导过顾青，研究《尉缭子》；还有张大超和田天，研究《六韬》。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，写过不少研究《孙子》的文章，最近也来听我的课。
　　1989年、1990年和1992年，我参加过三次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。这最初的三届，我都参加了。在会上，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，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、于汝波、黄朴民、刘庆等先生。地方学者，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，北京的穆志超先生，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，也是在会上认识的。还有吴九龙先生，以前就认识。军事科学院组织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会，要我担任理事，但我尸位素餐，以后的会议，全都没参加。
　　我喜欢业余身份。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、有消息可听的会，我已不参加。
　　陆达节以后，许宝林、杨炳安、穆志超、于汝波先生，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，对后学贡献较大，可惜不在了。
　　国外，对兵书感兴趣，有几位学者，我比较熟悉，如叶山（Robin D.S.Yates）教授和石施道（Krzystor Gawlikowski）教授。他们都是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五卷第六分册（讲军事技术）的作者。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，还有一位，我不认识。鲁威仪（Mark Edward Lewis）教授的书，《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》，也很有意思。我从这些学者，学到很多东西。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，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。
　　二十年过去，我讲过多少回《孙子》，已经记不清了。
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。
　　一是手中有书，心里不慌。我出了两本书：《〈孙子〉古本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）和《吴孙子发微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年）。这两本书，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，基础是有了。最近，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，稍加修订，取名为《〈孙子〉十三篇综合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），进行再版，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。
　　二是对时间的掌握，对语速的控制，比以前好一点。《孙子》只有五六千字，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，稍微发挥一下，时间就满了。不能讲太多，也不能讲太少。有书，用不着满黑板抄。
　　三是我爱离开书本，东拉西扯。故事会，学生喜欢。北大老师，有经验之谈，千万不能编教材，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，有书，学生不爱听，老师没法讲。我的理解不一样。我不怕出书。没书，一定要讲出本书；有书，正好神游物外，可以离开书本，讲很多有关的话题。课下读书，课上吹风，各有各的用。
　　我也是学生。
　　我是我最好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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